３／１６ 一週大事記

不只是一個派對—Real Pain,Real Action美國校園種族歧視抗爭
文／林建廷（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博士生）
破報　週四　2010-03-11 20:55

2010年2月15日，一群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 San Diego）就讀的美國兄弟會（PIKE）學生，在熱門的 facebook社群網站上，發起一個名為「Compton cookout 」（康普敦露天燒烤）的派對活動，並邀請女性參與者一起做「黑妞扮裝」藉此嘲弄美國為紀念黑人離散歷史與貢獻而訂立的黑人歷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此一派對事件，立刻引來師生的抗議撻伐，尤其是在UCSD為數甚少的黑人學生與老師（全校不到兩成的人數）馬上譴責這是一個種族歧視的事件，並要求學校應該正視校園內外的相關族群議題，尤其是長期以來學校單位對黑人學生的漠視，應負起相關的行政與教育責任。

事件爆發之後，正當許多師生都感到震怒，並抗議這樣一個種族歧視的行為，此時校內一個由學生營運，名為「無尾熊（Koala）的電視台，竟然於週四請來一群學生為這個充滿歧視的言語暴力的派對辯護，並指控抗議師生是「不知感恩圖報的黑鬼」（you ungrateful niggers），此外還在該電視台赫然發現，「康普敦凌遲」（compton lynching），這樣不但直指種族暴力的語言，更是一種具有歷史涵義的仇恨罪惡（hate-crime） 。UCSD的黑人學生聯會（Black Student Union），立刻宣布種族緊急狀態（racial state of emergence），嚴正譴責此一種族歧視的事件，並於隔日緊急召開會議，要求學校應該立即對此負起責任。

儘管校方發表聲明公開譴責此一種族歧視事件，但卻一再宣稱此一派對是一個校外的活動，學校絕無參與其中，聲稱「種族歧視不在我們之中」，且不願正面回應黑人學生聯會的各項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增加學校的黑人師生的比例，以及提供他們更多研究資源與空間等。2月 24號當天，主要由師生組織一個全校的抗爭遊行活動，凝聚了許多不同科系，不同學校內外的師生，畢業校友，不同組織，性別，階級的人，形成聯盟且互相支持。萬萬沒有想到，隔日晚上大約十點三十分左右，發現有人刻意地掛了一個凌遲絞繩（noose）在UCSD的Geisel圖書館七樓的書架上，消息傳開，全校師生一片驚愕，雖然該名學生隔天投案坦承作為，但卻稱只是一個無心的之過，沒想到會引來這麼大的爭議。2月26號，黑人學生聯會，再度緊急發布抗爭行動，並鼓勵全校師生一起走出教室，以行動「癱瘓」（shut down）學校，並要學校盡速接受黑人學生聯會的各項要求。儘管校園內外可見不斷高漲的反歧視與反暴力的共同意識與學生運動，但接著又發生另一象徵暴力的歧視事件，學校圖書館再度發現有人刻意將一個3K黨造型的布罩掛在蘇斯博士（Dr. Seuss）的雕像上。

過去兩個星期以來，校內接連爆發的歧視事件與持續的抗爭運動，已引起不少的辯論，從「Compton cookout」這個派對一開始，許多人認為這只是一個派對，覺得這「沒有甚麼大不了」，當我在課堂上問學生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時，大多數的人承認這個派對多少具有嘲諷黑人的意味，但是認為事件並未如大家（黑人學生或老師）所稱的是一種制度性的種族歧視般嚴重，直到凌遲吊繩以及3K黨面罩被發現之後，才又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後續的這些事件也很容易就被簡化為抗爭運動的「惡果」，就是因為抗爭運動才反而造成對立的意識型態且撕裂族群，而族群融合才理應符合美國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

首先，這個事件絕對是一個種族歧視的暴力，字裡行間對於女性身體的嘲弄，也是明顯的性別歧視語言和男性沙文主義，文中對於貧民窟的指涉，對黑人用語以及其服裝品味的反諷更反映了不同階級在文化資源與空間分配的不平等；換言之，這個所謂的「主題派對」的例子，再一次說明白人如何透過自身所處的權力位置，以妖魔化的方式再現黑人少數族裔，並再度地否決黑人存在的歷史，說穿了，他們只被當成是一群沒有歷史的他者，成了定義白人自身階級，文化和歷史優越感的異類，而這個異類的裝扮成了一種可自由穿戴，沒有歷史，沒有血肉的面具，邊緣化的族裔空間，成了人人皆可自由來去，進出自如的遊戲/派對空間。

UCSD 的揚文恩教授（Wayne Yang）就明白地指出，事實上這不只是一個派對，而是一整個政治路線（party line），這類種族歧視的主題派對已經在美國校園廣為流傳，例如2007年一月，在南卡羅萊州的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也有類似的派對，名為「貧名窟-萬歲」（ghetto-fabulous）派對，一群白人學生扮成黑臉，喝40啤酒，戴金色牙套，唱幫派音樂，甚至有些人會刻意墊臀部來刻意凸顯黑人女性身體的刻版印象。同年二月，在加州的聖克拉拉大學 (Santa Clara University) 則辦了「拉丁裔主題派對」，參加的年輕女生假裝懷孕，男生則扮成美國印地安土著的混血種族，暗諷墨西哥裔的美國人。換句話說，近來接連爆發的種族/性別 /階級的歧視的事件不該被當作是偶發的特例，而是一連串徵候性的問題，不斷暴露存在學校以及整個社會，教育體制內已久的結構性壓迫。

回過頭看看美國的黑人歷史，一個所謂的「無心之過」，卻是多少美國黑人的「椎心之痛」，當我們還可以說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的」這句話時，不正指出我們是如何站在一個壓迫者的特權位置嗎？因為有一群人沒有這樣的特權可以說，「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這些人每日每日的生活都在經歷大小不同的身體與心理的壓迫，歧視和暴力。當我們了解那樣一條絞繩，在美國內戰前後，吊走多少黑人的生命，歷史和血淚，你才來告訴我說，「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當3k黨的面罩出現時，喚起多少人創傷恐怖的歷史記憶，不單單只是集體的歷史記憶，更是許多黑人血淋淋的家族記憶與個人記憶，那揮之不去的鬼魂記憶，再度纏繞今時今日的 UCSD的校園和這些黑人學生，訴說的正是一段一段的歷史，從奴隸時期到美國南北戰爭，從廢奴政策到種族隔離（Jim Crow），延續到二戰期間的黑人士兵隔離措施，直到戰後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黑人歷史就這樣一再被美國的發展史排除再吸納，挪用成為美國定義自身民主進步史觀的歷史優越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彷彿奴隸時代已經過去，種族歧視不復存在，如果存在，也不是在「我們」美國的多元文化社會，就像UCSD發出的聲明一樣：「種族歧視不在我們之中」，因為種族歧視只能在他方，屬於過去的歷史，而現在正在UCSD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則明白的告訴我們，這不只是一個派對，這是我們每日生活之中都得不斷掙扎與反抗的歧視與暴力。

近來的歧視事件，讓身為該校學生的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羞恥與痛心，然而一連串的學生抗爭活動的展現了多方連結的力量與可能性，也再次呈現社會運動為求正義的活力與潛力，激進而和平地讓大家看見我們的訴求，也讓我看到為正義奮戰的美麗，也清楚抗爭仍需持續。（註：UCSD的校長目前已經接受黑人學生聯會的要求並簽定共同協議。）


◎閱後感想：

上週的大事記，我節選到歐巴馬聲明自己參選總統的最大目標，就是希望能讓下一代（包括他的兩個女兒）的孩子，能夠活在一個真正兩性平權的美國社會當中，努力不要讓帶有歧視性的問題一再出現，進而傷害到孩子們的身心安全。

他自己也提到美國如今雖然已經是世界上極具代表性的現代化國家，也是一個民主意識和主權普及的國家，然而，兩性和種族之間的爭議性問題卻沒有隨著高科技的進步而獲得解決，這些仍然是美國社會中非常重要的問題狀況，由這篇新聞就能夠看得出來。

就連我們這一代的年輕學子，都仍然在心裡有如此嚴重的種族歧視觀念存在，更何況前幾輩的人們？價值觀的傳承以一般家庭為最小單位傳承，進而因為物以類聚的群聚特性，價值觀相近的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彼此親近，形成有共同意識的團體，因此也會造成因擁有共同目標而進行的活動，於是就形成各種不同的勢力，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凝聚，影響著整個社會。

於是，問題的解決往往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困難，還要根深柢固，那是隨著歷史的進展而累進的，雖然對美國來說，第一位黑人總統的誕生，已經是向全面性的普及民主更邁進一步，但是，在真正能達成社會普遍的和平之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還有很多難關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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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笑」應‧自愚愚民－以《愚蠢年代》觀照《±2℃》
文／王舜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破報　週四　2010-03-04 19:47

 一項論述的提出和發展，往往牽涉到背後的權力結構。在台灣，談環保不是新鮮事，重點是誰談？怎麼談？談完之後（或是在過程之中）要如何實踐與改變？

最近，由知名媒體人陳文茜主導拍攝、號稱台灣首部氣候變遷紀錄片《±2℃》問世，企圖引起一般大眾對於暖化議題的關注。媒體名人關心重要的環保議題，當然是好事，影片基調凸顯的感性訴求也是引起關心的重要切入點。然而，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和傳達的訊息，卻讓原本就對相關議題稍微瞭解的人感到「先是失望、再來很悶」。

片中不談能源、產業結構等導致氣候變遷的根本性問題，也沒有切中核心的具體建議，僅在片末呼籲觀眾「救救孩子和下一代」、「一人一信寄給總統」，似乎全然將改變寄託在政治人物身上。這不僅嚴重低估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也因為拍攝團隊和出資者的耀眼光環，恐怕壟斷議題的詮釋權，環保團體當然悶。

不可否認的，紀錄片當然會有其特定觀點，我們就以另一部陳文茜曾經在她的節目中介紹過的英國紀錄片《愚蠢年代》（The Age of Stupid）為例，看一部訴求喚起實際行動的紀錄片如何處理「觀點」，及背後整個支援系統的操作方式。

《愚蠢年代》設定以西元2055年地球因暖化而生機毀滅為假想背景，回溯西元2015年前，那些人類可以企圖挽回暖化衝擊、卻錯失良機的關鍵時刻。影片同樣諭示人類若不採取行動，就會一步步面臨毀滅的危機，也同時清楚指出，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開發暴行，和政府官僚危機處理的無能，將導致災難階級化。 然而相關的批判在《±2℃》裡卻似乎被隱藏在低沉的配樂背後，變成一幅缺乏問題意識的憂傷風景畫。

再來看看製作過程吧！這也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陳文茜力邀7位企業界龍頭集資千萬台幣拍攝《±2℃》，再加上她本身擁有的媒體資源，強力於各主要電視台放送。反觀《愚蠢年代》，花費5年拍攝，總共45萬英鎊製作資金，全部是眾志成城、由228位民眾和團體捐款募集而來，遍及英國、美國、歐洲各地。至今，整個捐款計畫還在持續進行當中，不斷籌措資金進行一連串的具有創意的行動，包括拍攝一集20分鐘的《愚蠢秀》（Stupid Show），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期間播放，提醒各國領袖注意氣候危機。

更酷的是，《愚蠢年代》製作團隊還在官網上發起「群眾集資」（crowd funding）活動，希望大眾變成股東，購買、分擔電影發行及映演所需的資金，未來若票房告捷，投資者就可以分紅，真是另類的綠色投資啊！

當然，製作團隊也計算出拍攝這部影片以及宣傳巡演過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數據顯示，自2004年開拍到2009年全球舉辦首映會，大約產生15萬公斤的二氧化碳。「這樣值得嗎？」製作團隊用幽默的口吻自問自答：「這得視多少人能夠看到這部片，而其中又有多少人採取實際行動，才能評定這樣的碳排量，是否對抗暖化有幫助！」

其他扣合減碳觀念的措施諸如：美國首映會使用了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供應放映需要的電力；首映會來賓需為在地人，以免搭乘長途飛機等。從拍攝、發行、募款，這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不僅是告訴觀眾氣候變遷的現象，還創造出公共性，使人反思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改變，不管是個人層次或集體層次的參與，讓紀錄片成為一個論述形成的動態過程。有活力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就應當如此！

改變，不能只是「以愛為名」的召喚，還更需要積極的觀念衝擊，或許《±2℃》的推出是一個契機，能夠引發更多對話和辯論，形成更切合台灣的環境論述。


◎閱後感想：

在看過這兩部以相同訴求為主軸拍攝的紀錄片，其拍攝過程的種種面向比較之後，我覺得可以討論的面向其實多過於此篇文章所討論到的部份，雖然主筆人並沒有很明顯表達出譴責的意味，但實際上這篇文章已經用一個比較主觀的態度在比較這兩部紀錄片的拍攝手法。

在課堂上看過正負２度Ｃ的影片片段之後，在感動於陳文茜女士這樣自發性地主持這一部紀錄片的拍攝以外，我其實並不認同影片最後「一人一信寄給總統」這樣的行動主旨，就如同這篇文章中所述，台灣的民眾對於這樣公眾性的活動參與意願，跟歐美民主國家相比真的遠遠不如，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低估了這個社會的力量，而轉向將希望投注在政治人物身上。

我個人認為，畢竟台灣目前的政壇上幾乎沒有政治家，除了於己有利的事務之外，他們根本不可能認真地將這樣危及全國存亡的事情放在心裡，老實說，對他們失望的人們已不在少數，然而真正願意走出來發聲、提倡社會運動、遊行的人，卻不如大眾期許來得多，我們永遠都保持著一種觀望的態度在注意事態的發展，也許在心裡、嘴上批判得厲害，然而實際上的行動卻永遠慢一大拍。

我想我們最需要檢討的應該就是這樣「事不關己」的態度，當然，上行下效是最容易改變現況的一種方式，然而，如果身為人民的我們自身沒有這樣的民主意識和自覺的話，那麼我們永遠只能羨慕西方國家的思想進步和勇於表達自我想法的行動力。